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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些城市的金融资源较丰富?

点击: 日期:2021-11-15

一、地级市金融资源梳理

(一)城投风险的缓冲带——地方金融资源

宏观视角看金融资源:单一基于综合财力的债务率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地方债务风险,忽视了地方金融实力对债务风险的吸收能力。2016-2020年债务率提升了30个百分点,而金融债务率仅提高19个百分点,地方金融资源大幅降低了债务率增长的“斜率”。

微观实操看金融资源:本地银行可以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的作用。今年3月天津城投平台二级偏离严重,当地某大型平台到期的四期债券全部是域外银行主承,而新发的六只债券的承销机构中出现了天津银行、渤海银行、渤海证券。本地银行和券商为政府召开恳谈会、平台筹备偿债资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二)哪些城市的地方金融资源比较丰富?

306家地方银行盘点:头部银行主要是直辖市和发达省份省属银行,地方民营银行不良率值得关注。

金融资源二十强城市盘点:

(1)当地存款总规模:北京、上海遥遥领先,深圳、广州位列其后,新一线城市中杭州、成都、重庆、南京、苏州存款规模超3万亿元。长期的高质量发展不仅提高了这些城市的财政收入,还在当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积累了大量财富,构筑了坚实的负债端城墙。

(2)属地银行规模:通过属地银行的存款总额和存款市占率衡量本地银行规模,可以研判当地政府可以协调动用的真实金融资源。南京、北京、上海等城市较为突出,更值得关注的是存款总额较低且属地银行市占率较高的城市,这可能说明域外金融机构的支持不足。

(3)属地银行质量:属地银行不良率较高的城市有沈阳、郑州、武汉、天津、西安,这五个城市也是前二十大城市中城投债务相对较重或城投融资成本较高的城市。

部分城市金融债务率盘点:属地银行存款规模前二十的城市中,金融债务率最高的是成都181%、天津157%、重庆142%、武汉103%。

(三)金融资源、国企互助、卖地收入是三大灵活化债工具

从宏观和微观角度可知,地方金融资源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的重要工具。建议投资者将其与国企实力、卖地收入作为地方最灵活可用的三大化债工具纳入打分评价体系。对于高负债区域,建议关注当地金融资源吸收短期风险、化解流动性危机的能力。

二、风险提示:海外疫情加速扩散。

正文

1.哪些城市的金融资源较丰富?

1.1.城投信用风险的缓冲带——地方金融资源

从宏观视角来看,单一基于综合财力的债务率一定程度上“夸大”了地方债务风险,忽视了地方金融实力对债务风险的吸收能力。2016-2020年,2563家发债城投带息债务累计增长88%,而地方综合财力累计涨幅仅为42%,不及债务增幅的一半。债务率从2016年的91%提升至2020年的121%,累计提升近30个百分点,地方债务风险看似明显恶化,而事实是否如何?为此我们引入了金融债务率指标如下图。

地方金融资源降低了债务率增长的“斜率”。2016-2020年,信息披露较详细的307家城商行、农商行存款总额从24.2万亿元增长至36.9万亿元,累计增幅达到52%。金融债务率从2016年的83%提升至2020年的102%,累计提升19个百分点,较传统债务率涨幅低11个百分点。如果将三大政策行、六大全国性银行、十二家股份行的存款规模纳入其中,金融债务率及其涨幅将进一步降低。

从微观层面来看,地方政府对地方城商行、农商行的协调能力较强,这类银行往往可以发挥压舱石和稳定器作用。今年3月,受到“永煤事件”和到期高峰等因素影响,天津各家城投平台遭遇短期流动性危机,当地37家城投存量债券二级市场平均偏离度高达209BP,成交额放量至292亿元;当地城投一级市场发债困难,头部平台多次取消发行。

从银行自身角度出发,在当时环境下参与承销天津债券面临诸多困难,包括但不限于:销售难度大、承销费与销售成本不匹配、发行人施加的包销压力、包销债券大额浮亏(净值法下,一二级利差导致浮亏)。

在这种严峻的市场环境中,天津本地金融机构发挥了压舱石的作用。以天津某大型平台为例,从该平台今年3月到期和新发债券的承销商可以看出本地金融机构的重要性。到期的四只债券中,主承销商、承销商没有天津的金融机构,而新发的六只债券的承销机构中出现了渤海证券、渤海银行、天津银行。尽管当地金融机构在规模与实力上与大行、股份行存在较大差距,但在困难时刻仍然能“不计成本”、积极介入,发挥了稳定市场、稳定预期的重要作用,也为政府召开恳谈会、平台筹备偿债资金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综上可知,近年来地方城农商行快速发展、地方金融实力增速高于财政实力增速,本地金融资源已经成为政府对冲短期债务风险的重要工具。地方金融资源、地方国企实力、地方卖地收入是当前地方政府最灵活可用的三大风险缓释工具,我们将在本系列后续报告中进一步探讨。

1.2.如何刻画地方金融资源?

口径:

(1)城投:2563家HX城投平台;

(2)银行:306家信息披露详细的发债银行(剔除三大政策行、六大国有行、十二大股份行)。

指标:

(1)银行指标:存款总额、贷款总额、不良贷款率、不良贷款额(贷款总额*不良贷款率)、存贷比(存款总额/贷款总额)。

(2)监管指标:存款总额(本币)、贷款总额(本币)。

方法:

(1)根据银行实控人、注册地等条件将306家银行划分到具体地级市。

(2)根据银行披露的数据,判断分地级市属地银行规模与质量,主要采用指标①属地城农商行最新存款规模、指标②属地城农商行不良贷款率。

(3)根据监管披露的数据,衡量分地级市金融资源总规模(包含属地银行和在当地经营的域外银行),主要采用指标③当地存款总额,进而计算得到指标④属地城农商行占比(属地城农商行最新存款/当地存款总额)。

(4)根据城投披露的数据,计算得到指标⑤金融债务率(当地发债城投带息债务/属地城农商行最新存款规模)。

(5)基于上述五个指标衡量地方金融资源对债务风险对冲能力。

误差和假设:

(1)没有将政策行、大行、股份行纳入考虑,原因是既无法准确统计这类银行在某地级市的具体存贷款金额,也无法很合理推测这类银行受地方政府指导的程度。

(2)没有剔除民营、外资、异地政府实控的城农商行,原因是尽管部分银行的实际控人已经不是本地政府,但由于历史渊源和属地经营等因素,这类银行对当地的支持力度仍然大于其他外地银行。

(3)没有包含未发债银行、信息披露不完备的银行,这类银行数据难以准确统计,故未被纳入。

(4)省属银行暂时被纳入到省会城市的金融资源统计,而省属平台债务有纳入省会城市的带息债务,可能导致省会城市的金融债务率偏低。

资料来源:WIND、发债银行募集说明书、发债银行审计报告、统计局、银保监会(局)。

1.3.哪些城市的地方金融资源较为丰富?

首先,分银行来看,本次分析的306银行中前二十大主要是直辖市银行和发达省份省属银行,其中北京银行、江苏银行、上海银行存款规模位列前三,最新贷款总额均超过万亿。

民营控股的盛京银行、锦州银行不良率相对较高,国有银行当中哈尔滨银行不良率相对较高。

整体来看,306家银行存款中位数为460亿元、贷款中位数为340亿元,不良率中位数为1.6%。

第二,以最新存款总额前二十的城市为例,分析各地级市金融实力。

当地存款总规模评价:

第一梯队:北京、上海存款规模大幅领先于第三名深圳(已剔除了政策行、大行、股份行)。

第二梯队:深圳市和老牌一线城市广州排在第四;

第三梯队:杭州、成都、重庆、南京、苏州等新一线城市存款规模在3-4.5万亿元之间,位列其后。

长期快速的经济发展不仅提高了这些城市的财政收入,还在当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上积累了大量财富,构筑了坚实的负债端城墙(存款、低成本同业负债等)。

属地银行规模评价:

(1)规模:南京、北京、上海属地银行存款规模位列前三,主要是由于当地的南京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上海农商行等银行域外经营能力强、规模大,实质上相对于股份行。这类银行的域外存款或难以完全用于救助其注册地城投、国企,但整体来说也是其广义救助能力的一部分。

(2)占比:属地银行市占率较高的主要是南京、宁波、沈阳、长沙,主要原因有两个方面,①属地银行域外经营规模较大、②属地银行在本地市占率较高。从前二十城市的实际情况来看,前者或许是主要原因。我们更应该重点关注的是哪些存款总额较低的城市属地银行市占率较高,这可能说明域外金融机构对本地的支持不足。

属地银行质量评价:

属地银行不良率较高的城市有沈阳、郑州、武汉、天津、西安,这五个城市也是前二十大城市中城投债务相对较重或城投融资成本较高的城市。

第三,分地级市来看各地金融债务率,我们选取了属地银行存款规模前二十的城市,具体来看:

第一梯队:成都181%、天津157%、重庆142%、武汉103%。

第二梯队:西安74%、北京71%、杭州68%、郑州57%、南京45%。

第三梯队:宁波40%、广州34%、上海26%等。

第四梯队:东莞5%、厦门12%、合肥13%等。

由于省会债务不包含省属平台、金融资源包含了省属银行,因而贵阳、哈尔滨、沈阳等省会城市金融债务率偏低,可参考性相对较低。

综上所述,地方金融资源已经成为地方政府化解债务风险的重要工具,建议投资者将其与国企实力、卖地收入作为地方最灵活可用的三大化债工具纳入打分评价体系。对于高负债区域,建议关注当地金融资源吸收短期风险、化解流动性危机的能力。

二、风险提示

当前海外疫情仍然呈加速扩散趋势,若短期无法得到有效控制,则会引起全球产业链、企业生产停滞、失业率攀升等风险,存在对金融市场再度冲击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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